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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平凡人王维平

时间:2018-08-06 13:29

来源:中国固废网

作者:李艳茹

无人举手。王维平缓缓说道:“垃圾又脏又臭,我们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乃至毕生的精力,说我们污染环境,不公平。观点不同可以,但别骂人。”观众逐渐安静了下来。

“第二,谁住过垃圾场,请举手。”

“第三,有谁去过垃圾焚烧发电厂,请举手。”

仍然无人举手。在场的有北京的反焚烧代表“驴屎蛋”(黄小山),广州番禺的领袖“阿加西”,浙江的“樱花白”,也有维权队特别请来撑腰的专家赵章元。“我问了搞水的院士们,都不认识你,说明你在本专业里没有突出贡献。现在退休15年,在一个全然陌生的专业里充专家,你是不是伪专家?”王维平的问法直击要害,也让在场摩拳擦掌的观众有些缓不过神来。然后他才开始了正式的节目录制:“我不是主烧派,我主张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王维平向在场的人群公开了自己的联系方式,表示愿意随时回答提问。他甚至提出,政府应该带领大家去垃圾焚烧厂参观。节目录制完毕,黄小山给王维平递了自己的名片,王维平看了眼名片,问他:“哦,你就是驴屎蛋儿啊?”“是啊,你看我怎么样?”“像个特务。”

这次交锋后,黄小山对王维平的印象发生了改变:“我觉得他没有想象的那么脸谱化,他不是一个坏人。他跟我接触后也觉得,阿苏卫居民不是那么不讲道理。”

王维平对反焚烧群众也给予充分理解:“他们骂我不代表他们是坏人,他们就是不懂。我是人民选举出的人大代表,当然有责任和人民沟通。”

接下来的5天,在王维平的办公室,两人每天谈到晚上11点。黄小山还将王维平请到自己的小区,把周围居民叫去,一起交流。过后,王维平给政府提出一个建议,组织市民及媒体到国外去看看,让他们更多地了解焚烧技术。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黄小山成了受邀的反焚烧居民代表。这次参观,吸引了170多家媒体聚到首都机场。

日本的垃圾焚烧厂让黄小山感到震撼。焚烧厂盖得像5A级写字楼,参观者进门要更换拖鞋,怕污染焚烧厂环境。第一次进焚烧厂的时候,王维平问黄小山,你来过焚烧厂吗?黄小山说,有生第一次。王维平又问:“那这几年来,你反对的是什么呢?”黄小山答:“我要是住在这个厂边上,肯定不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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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平与黄小山在日本垃圾焚烧厂

当年的阿苏卫垃圾焚烧厂最终还是没能开建,但王维平却和黄小山一干人等成了朋友。原先势如水火的两群人没有继续冲突下去,都开始寻求另一种沟通、和解的方式。“我们都是平凡人。不说有多低,至少要放在平等位置上,才能与别人交心呐。”

从日本考察回来,媒体的报道中,有张照片里王维平和黄小山并行走在路上,扬起的手在视觉上重合。黄小山将图片转给王维平:“老王你看,我们牵着手呢。”王维平回复他:“谁跟你牵手,我又不是同性恋。”

综合综合再综合

王维平家境优渥,父亲在日本有不动产。这让他在插队及就业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同时,也让他得以在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不致慌乱。他按照自己的节奏读书学习,在反复的实践体验中确立自己的兴趣目标,并一直为之努力。

早年下乡插队时,王维平因为二胡特长去了煤矿文工团,还为著名的“二泉映月”写了篇乐曲说明。上个世纪70年代,知青王维平重新回到北京,被抽派到白求恩医科大学学习,后又去到当时的北京医科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专修公共卫生专业,前后学了8年,成为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传染病科的一名医生。

在行医过程中,面对数量庞大的病患群体及层出不穷的怪病,王维平感到了个体的有限性。“一名医生不断忙碌,一辈子也不过能看2万多病人。上医治未病之病,下医治已病之病。治好环境的病,才能杜绝掉那些因为污染产生的怪病。”1986年,王维平辞了大夫的工作,毛遂自荐到了北京市环境卫生研究所,从主治医师变成工程师。之后,为了自身专业的提升,王维平又辞去环卫局的工作,到早稻田大学重学了3年环境化学、环境工学。

在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基础、目睹国外多种环境治理模式后,王维平告别家人,回到了中国。那时候国内环境治理风潮刚起,关于治理手段、设备性能都在摸索中。“环境治理不仅是建设施,垃圾处理也不是光靠炉子。我粗略一算,仅环境这件事,就涉及环保、机械、经济、法律、国家安全、人文地理等19门学科。只盯着垃圾本身,就兼顾不了全局。”在一波基建运动中,王维平发现国内在环境治理方面缺少战略研究及产业经济研究,他想填上这一块的空白。

1994年,王维平出版了《垃圾经济学》,讲环境治理的支出、收入、利润,指出各种边际成本、机会成本都要综合起来看;

1999年,他在世界管理大会放了一炮,提出“环境会计”的概念,指出要将污染负债、生态赤字等从财政统计中扣除,认为靠透支自然资源的收入不能反映社会发展;翌年,王维平又发表《中国应实行绿色GDP制度》,并形成中国致公党中央提案。

2002年,他在全国政协会中提出发展循环经济,总结出了推进循环经济实践活动中必须把握的五大环节,包括1、废旧物资的有效回收系统;2、规范的再制造业;3、再生产品的市场培育;4、全面的质量检测、安全、标准体系;5、逐步完善的法律法规。

21世纪初,在城市垃圾处理设施不断建起时,王维平提出关注无序散漫的农村垃圾,应把农村垃圾治理作为一项重点工程,纳入垃圾管理的整体系统中来,统筹安排。2006年,他又参与到北京门头沟区王平镇的“农村垃圾源头分类、资源化利用模式研究和试验”中,掌握实地推行的经验及困难。2007年,光明日报登出专题报道,“王平模式”成为农村垃圾治理领域标杆。

这些历时良久、跨学科的研究,不断推动着垃圾治理布局走向全面化、系统化。2001年,财政部成立环境会计专业委员会,任命王维平为第一副主任;2002年,王维平被叫到中南海,给相关领导讲绿色GDP计量体系;2005年,固废法修订,明确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处理路线;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发布;自2009年1月1日开始实施;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上,提出农村垃圾治理,并将职权划归住建部。

编辑:赵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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