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01-22 09:44
来源:生态环境部微博
一是摸清底数。生态环境部会同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等部委,以农用地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为重点,扎实推进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截至2018年12月29日,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计完成55.8万个农用地详查点位、69.8万份详查样品的采集制备与分析测试工作,并上报农用地详查初步成果。
二是源头治理。“十二五”期间,我国制定并实施了《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超额完成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比2007年减少15%的目标。为进一步加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我部印发《关于加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的意见》,要求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地区和重点重金属污染物,坚决打好重金属污染防治攻坚战。
三是管控风险。原农业部会同我部在江苏、湖南、河南3省部署开展了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试点工作;在湖南长株潭重金属污染区休耕30万亩。各地积极探索受污染农用地安全利用模式,如将受污染耕地转型发展花卉苗木或种桑养蚕等,实现安全利用。
四是织密法律标准网络。《土壤污染防治法》已于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我部发布并实施《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会同原农业部发布《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技术指南(试行)》),完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开展三项工作:
一是进一步做好摸底工作,抓紧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实施农用地分类管理,着力推进安全利用,有针对性治理污染农用地。二是进一步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重金属污染区域,严厉打击涉重金属非法排污企业,切断重金属污染物进入农田的链条,降低粮食重金属超标风险。三是严格管控重污染耕地用途,禁止种植食用农产品。谢谢。
多国治理经验表明 区域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 本地排放治理尤为重要
中新社记者:我们注意到,近期韩国有一些媒体又在集中报道所谓“中国大气污染影响韩国”,请问您对此怎么看?
刘炳江:大气污染是区域性问题,在同一空气流场内,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区域各城市的污染物存在相互影响。这也是我国确定重点区域,开展联防联控的理论基础。但对于相互间传输影响的定量化分析等问题,还需要在科学层面达到共识。多年来,生态环境部与包括韩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开展了良好的环境合作,为推动区域环境质量改善做出了积极贡献。中韩两国的环境专家保持了密切的沟通与合作,并与日本科学家一道,开展了东北亚空气污染物长距离输送项目。
我国空气质量持续大幅改善,2013年以来,中国重点区域空气质量改善40%以上,而根据公开的监测数据,韩国首尔市PM2.5浓度基本稳定且略有上升。前段时间,美国阿冈国家实验室联合韩国科学家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通过卫星遥感反演研究,揭示了首尔都市圈的排放清单对NOx的排放量有明显低估。
多国治理经验表明,区域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大城市的本地排放治理尤为重要。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并采取积极措施应对大气污染,环境空气质量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我们在治理污染方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体会,应对环境问题,应该在立足治理本地污染的基础上,加强区域和全球合作。中国愿积极继续参全球环境治理进程,分享相关经验和研究成果,为亚太地区和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修订将充分考虑现有技术可达性
新华社记者:近日《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阶段已经结束了,之前督察回头看的时候宁夏有一家制药企业因为恶臭扰民的问题被公开通报。企业最后决定整体搬迁。请问恶臭污染治理难度大不大?标准可行性怎么样?
刘炳江:恶臭污染是典型的扰民污染,人民群众投诉比较多。对于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现在已经收到了一些反馈意见。你所提到的宁夏这家制药企业就是典型的在原料药制造发酵过程中有恶臭污染物排放,致使周边群众难以忍受。
目前我国恶臭污染物控制技术已取得显著进步,已经从单一处理向多种技术组合式应用处理发展,恶臭气体的去除率有较大提高,能够取得较好的处理效果。目前标准的修订已充分考虑现有技术的可达性,是基于现实可达的,我们还会在充分听取大家意见的基础上,召开专家座谈会,不断完善恶臭标准。谢谢。
谈临汾空气质量排名垫底:重污染企业多、污染排放量仍处高位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全国重点城市排名中,我们看到临汾市位列倒数第一,请问排名垫底是因为不努力还是因为之前的数据有问题?另外,最近河北省提出,有一些城市要退出钢铁业,请问这将对“2+26”城市大气治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刘炳江:临汾市2018年开展了大量工作,二氧化硫浓度最高从1000多微克/立方米降到400微克/立方米,高值明显降低,但是由于当地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加之重污染企业多、排放强度大,污染物排放量仍然处在高位,导致2018年排名倒数第一。此外,临汾监测数据造假,触及生态环境保护底线,带来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有关部门已对此严肃处理,涉案人员也受到法律制裁。
贺克斌:刚才提到河北一部分城市要退出钢铁业,我想这对“2+26”城市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相比汾渭平原或周边城市,河北面临的大气污染治理的压力应该是最早的,从2013年以来《大气十条》和《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河北的城市应该说受到新闻媒体的关注报道程度最早,所以倒逼治理的启动时间也相对早一些。一些城市在污染源的减排排序上已经把产业结构问题摆上了日程,因为末端减排的空间已经很小了,也拿不到更多战果了,所以把治理重点从末端治理变为结构调整,我认为这是标志性的。我们都知道河北钢铁工业比较集中的,但是钢铁工业的结构改变或者退出,它的减排不仅仅是钢铁本身,还有企业内部的无组织排放减少,以及相关能耗,就是燃煤的影响,还有企业物流,包括产品原料的运输,这是一个结构性调整。通过攻关项目一市一策关于排放源的分析,使得地方领导逐渐看到抓结构优化调整,可以带来的减排量对空气质量影响的收益预期。所以我认为这对其他城市在攻坚战里面逐渐的从末端减排走向结构调整,还是有示范意义的。
编辑: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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