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平凡人王维平

无人举手。王维平缓缓说道：“垃圾又脏又臭，我们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乃至毕生的精力，说我们污染环境，不公平。观点不同可以，但别骂人。”观众逐渐安静了下来。

“第二，谁住过垃圾场，请举手。”

“第三，有谁去过垃圾焚烧发电厂，请举手。”

仍然无人举手。在场的有北京的反焚烧代表“驴屎蛋”(黄小山)，广州番禺的领袖“阿加西”，浙江的“樱花白”，也有维权队特别请来撑腰的专家赵章元。“我问了搞水的院士们，都不认识你，说明你在本专业里没有突出贡献。现在退休15年，在一个全然陌生的专业里充专家，你是不是伪专家?”王维平的问法直击要害，也让在场摩拳擦掌的观众有些缓不过神来。然后他才开始了正式的节目录制：“我不是主烧派，我主张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王维平向在场的人群公开了自己的联系方式，表示愿意随时回答提问。他甚至提出，政府应该带领大家去垃圾焚烧厂参观。节目录制完毕，黄小山给王维平递了自己的名片，王维平看了眼名片，问他：“哦，你就是驴屎蛋儿啊?”“是啊，你看我怎么样?”“像个特务。”

这次交锋后，黄小山对王维平的印象发生了改变：“我觉得他没有想象的那么脸谱化，他不是一个坏人。他跟我接触后也觉得，阿苏卫居民不是那么不讲道理。”

王维平对反焚烧群众也给予充分理解：“他们骂我不代表他们是坏人，他们就是不懂。我是人民选举出的人大代表，当然有责任和人民沟通。”

接下来的5天，在王维平的办公室，两人每天谈到晚上11点。黄小山还将王维平请到自己的小区，把周围居民叫去，一起交流。过后，王维平给政府提出一个建议，组织市民及媒体到国外去看看，让他们更多地了解焚烧技术。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黄小山成了受邀的反焚烧居民代表。这次参观，吸引了170多家媒体聚到首都机场。

日本的垃圾焚烧厂让黄小山感到震撼。焚烧厂盖得像5A级写字楼，参观者进门要更换拖鞋，怕污染焚烧厂环境。第一次进焚烧厂的时候，王维平问黄小山，你来过焚烧厂吗?黄小山说，有生第一次。王维平又问：“那这几年来，你反对的是什么呢?”黄小山答：“我要是住在这个厂边上，肯定不反对。”

王维平与黄小山在日本垃圾焚烧厂

当年的阿苏卫垃圾焚烧厂最终还是没能开建，但王维平却和黄小山一干人等成了朋友。原先势如水火的两群人没有继续冲突下去，都开始寻求另一种沟通、和解的方式。“我们都是平凡人。不说有多低，至少要放在平等位置上，才能与别人交心呐。”

从日本考察回来，媒体的报道中，有张照片里王维平和黄小山并行走在路上，扬起的手在视觉上重合。黄小山将图片转给王维平：“老王你看，我们牵着手呢。”王维平回复他：“谁跟你牵手，我又不是同性恋。”

综合综合再综合

王维平家境优渥，父亲在日本有不动产。这让他在插队及就业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同时，也让他得以在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不致慌乱。他按照自己的节奏读书学习，在反复的实践体验中确立自己的兴趣目标，并一直为之努力。

早年下乡插队时，王维平因为二胡特长去了煤矿文工团，还为著名的“二泉映月”写了篇乐曲说明。上个世纪70年代，知青王维平重新回到北京，被抽派到白求恩医科大学学习，后又去到当时的北京医科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专修公共卫生专业，前后学了8年，成为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传染病科的一名医生。

在行医过程中，面对数量庞大的病患群体及层出不穷的怪病，王维平感到了个体的有限性。“一名医生不断忙碌，一辈子也不过能看2万多病人。上医治未病之病，下医治已病之病。治好环境的病，才能杜绝掉那些因为污染产生的怪病。”1986年，王维平辞了大夫的工作，毛遂自荐到了北京市环境卫生研究所，从主治医师变成工程师。之后，为了自身专业的提升，王维平又辞去环卫局的工作，到早稻田大学重学了3年环境化学、环境工学。

在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基础、目睹国外多种环境治理模式后，王维平告别家人，回到了中国。那时候国内环境治理风潮刚起，关于治理手段、设备性能都在摸索中。“环境治理不仅是建设施，垃圾处理也不是光靠炉子。我粗略一算，仅环境这件事，就涉及环保、机械、经济、法律、国家安全、人文地理等19门学科。只盯着垃圾本身，就兼顾不了全局。”在一波基建运动中，王维平发现国内在环境治理方面缺少战略研究及产业经济研究，他想填上这一块的空白。

1994年，王维平出版了《垃圾经济学》，讲环境治理的支出、收入、利润，指出各种边际成本、机会成本都要综合起来看;

1999年，他在世界管理大会放了一炮，提出“环境会计”的概念，指出要将污染负债、生态赤字等从财政统计中扣除，认为靠透支自然资源的收入不能反映社会发展;翌年，王维平又发表《中国应实行绿色GDP制度》，并形成中国致公党中央提案。

2002年，他在全国政协会中提出发展循环经济，总结出了推进循环经济实践活动中必须把握的五大环节，包括1、废旧物资的有效回收系统;2、规范的再制造业;3、再生产品的市场培育;4、全面的质量检测、安全、标准体系;5、逐步完善的法律法规。

21世纪初，在城市垃圾处理设施不断建起时，王维平提出关注无序散漫的农村垃圾，应把农村垃圾治理作为一项重点工程，纳入垃圾管理的整体系统中来，统筹安排。2006年，他又参与到北京门头沟区王平镇的“农村垃圾源头分类、资源化利用模式研究和试验”中，掌握实地推行的经验及困难。2007年，光明日报登出专题报道，“王平模式”成为农村垃圾治理领域标杆。

这些历时良久、跨学科的研究，不断推动着垃圾治理布局走向全面化、系统化。2001年，财政部成立环境会计专业委员会，任命王维平为第一副主任;2002年，王维平被叫到中南海，给相关领导讲绿色GDP计量体系;2005年，固废法修订，明确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处理路线;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发布;自2009年1月1日开始实施;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上，提出农村垃圾治理，并将职权划归住建部。

编辑：赵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