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灰破局之思：谁才是真正的敌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垃圾焚烧飞灰处理要如何破局？7月29日，E20环境平台特别主办“第12期铿锵三人行”主题对话，由E20环境平台高级合伙人、E20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主持，邀请到新版《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编写者、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所长王琪先生；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党委副书记刘建国先生；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雅杰先生；浙江旺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江晓华先生，共同探讨垃圾焚烧飞灰处理的破局之路。几位嘉宾从政策、技术以及市场等角度深刻剖析了垃圾焚烧飞灰处理的现状和可能的出路。

本文根据现场对话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飞灰处理不能只关注后端，还要追溯前端

截止2015年4月，我国筹建、签约、在建和已经投产的垃圾焚烧场共规划处理垃圾每天466955吨，总计每年1.71亿吨，与垃圾焚烧项目日益增加相伴而生，飞灰产生量也与日俱增。据E20研究院统计，去年垃圾焚烧量为6811万吨，飞灰产生量已高达395万吨。而2015年环境统计公布的危险废物总产生量约有3000多万吨，可见飞灰产生量所占比例不低。

据江晓华介绍，企业现在接收的生活垃圾根本烧不完。随着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的垃圾量很大。基本上所有的焚烧厂都在扩建，这样的情况之下烧完的生活垃圾也会很多。

“不仅产生量大，飞灰的性质也极其不稳定，成分复杂。”王琪指出，由于现在生产、生活中采用各种新材料，生活垃圾中有大量的重金属。中国人吃饭口重，而且食品残留物的量特别大，含盐量高，造成生活垃圾中的氯含量也会提高。“危害比较大的就是有机氯”，刘建国也表示，比如塑料等垃圾都含有有机氯，而这部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分类，也为飞灰处理带来一定的压力。此外，王琪介绍，由于垃圾焚烧会产生二噁英，虽然利用各种方式控制它，但终究避免不了它的产生，所以二噁英大部分都会进入到飞灰中。

“除此之外，波动性大也是飞灰的特性之一。”刘建国指出，不仅收集点不同垃圾成份会不同，即使是相同地点不同时间收集的垃圾成份也不相同。他表示，飞灰是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的产物，因为垃圾组成成份不同，焚烧工艺、烟气净化工艺也不相同，导致飞灰的组成成份波动比较大，加之产生量巨大、特性复杂、干扰性和挥发性元素含量很高，使得后续要利用很难预测，工业生产最期望原料品质稳定，如果原料的品质没有办法控制，产品的质量就没有办法保证。

作为企业代表，江晓华指出，因为前端垃圾分类没有做到位，才造成后续工作的复杂。对此，薛涛总结认为，前端粗放的处理方式，必然在末端的某个角落里出现问题。因此，对于飞灰的处理，前端的垃圾分类也至关重要，这也是国家推动垃圾分类的重要原因之一。

飞灰处理技术选择，要认清真正的敌人

“飞灰为什么危险？是因为其富集重金属和二噁英，特别是重金属。”刘建国强调，飞灰处理的敌人是重金属。如果处理飞灰可以把重金属的问题解决，就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技术。如果仅仅把飞灰利用了，没有把重金属解决，没有把风险控制到最小，这种技术不是最合适的技术。

郑雅杰很认同这一观点，他表示，飞灰处理最重要的就是重金属如何处理回收的问题。“我们评价技术的时候，首先要看该技术处理以后能不能满足后续处置的要求 。”王琪表示，重金属处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固化稳定化技术，固化技术一般都用水泥处理，水泥固化最大的问题就是增容太大。如果用鳌合剂，也有人认为在处理的过程中可能对环境造成另外一种危害。除了固定以外，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处理重金属就是脱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水洗。利用水洗的方法除了脱氯以外，相当一部分的重金属也脱除，但会有一部分的氯化物挥发，产生二次飞灰。如果按一年近400万吨的飞灰产生量计算，假设二次飞灰占15%-20%，也要达数万吨。

目前，垃圾焚烧飞灰可能的去向有两个，一是进入填埋场，一是用来做建材。刘建国表示，我们最后要把飞灰的风险最小化，而飞灰的风险来自重金属和二噁英。控制风险需要在源头把强度削减。经过分解，破坏去除，二噁英进入后续处理风险就会降低。但重金属由于不能破坏分解，因此很难做到源头消减。那么切断暴露途径，可以实现控制环境风险的目标。固化、稳定化进入填埋场，是非常有效的切断暴露途径的方式。固化稳定化进到填埋场是国际主流的垃圾焚烧飞灰处理方式。基本思路就是把有毒有害的东西与环境隔离开，机理非常清楚，安全性有保障。现在很多地方的要求是干飞灰进入填埋场，并有严密的防渗设施。安全性是有保障的，有可能制约应用的就是没有足够的填埋空间。

“建材化的道路，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如钙、硅和铝等，但重金属和二噁英，这些都是不利的因素。”刘建国强调，始终要记得敌人是谁，敌人是重金属和二噁英，并不是钙、硅、铝等。一切建材化的方式，如果可以把二噁英分解、破坏去除，可以把重金属的富集分离出来，才是可行的。

与会者积极参与话题讨论与思考

跨界结合，或许是飞灰处理的未来方向

“危险废物生产建材可以做，但考虑到风险性，不能大范围推广。”王琪认为，如果可以利用这个过程把重金属回收，扩展资源也将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郑雅杰也表示，回收重金属，这就能真正地解决飞灰无害化，能不能达到这个程度，这是需要考虑的重点问题。如何使重金属与轻金属分离，这是技术处理的关键，关键的技术会用到冶金。郑雅杰指出，从经济效益讲，冶金要看金属的品位，假如有500万吨的灰分，就会有近5万吨金属量，铜有比较好的价钱，最好的价格也仅是四万块钱一吨，单从经济效益角度看，价值也不大。但从环境效益出发，最安全，最稳定，最无害化，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如果把冶金和环境联系起来，就会做到双赢的效果，可能飞灰处置的成本会更低。冶金资源化可能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

江晓华从企业运营的实际情况出发，表示，公司在检测飞灰时，也会取一些原始的飞灰（鳌合前的飞灰）做检测，结果会发现有80%以上的飞灰不需要经过鳌合都已经达标。而对部分不达标的样本检测得出，往往是停炉和起炉的时候，飞灰是不达标的。而目前公司的飞灰处置现状是格杀勿论，只要是飞灰就按照最简单的标准进行鳌合处置，加3%的鳌合剂，之后到实验室去检测，合格后可以运走。江晓华指出，鳌合、稳定、卫生填埋，这是目前掌握最经济，最方便的一种方式，而且也得到了大部分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认同。从企业盈利角度讲，目前国家对垃圾焚烧政策的电价补贴为0.25元/度，而经检测有80%多的飞灰不需要经过鳌合，就已经达标，如果还将补贴用到鳌合，这就失去补贴的意义。从这一角度看，是不是检测符合标准的原飞灰可以不经过螯合进行填埋呢？

国家制定标准应该用最简单的方法告诉企业怎么走，江晓华表示，如果有更好的方式和方法处理飞灰，希望可以写进推荐名录。目前很多的问题需要跨界结合，与冶金行业的结合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监管要协同考虑飞灰处理与处置问题

危险废物管理的重点是追踪，如果废物的去向不确定，不知道会在哪一个地方产生环境污染，环境风险将相当大。对此，王琪介绍，危险废物管理主要措施，目前包括，产生企业每年需要填报危险服务管理计划制度，企业产生危险废物需要每年向环保局申报，今年可能要产生什么废物，性质是什么，准备送到什么地方处理，利用什么技术处理等等。如果送出去处理，需要执行转移联单制度，对危险废物进行追踪，过程管理相当严格。现在环保部也在修订相关的管理办法，程序将有所简化。

目前我们经常将垃圾焚烧飞灰的处置和处理分开，王琪指出，这就出现一种非常尴尬的现象，在讨论该用什么技术时，往往由于不知道最后飞灰会去哪里而无法判定哪种技术合理。

“在管理上不能将责任都推到环保系统，城建部门也应适当的承担责任。”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版）中明确，垃圾焚烧飞灰通过填埋或水泥窑协同处理手段时，可根据条例豁免。王琪表示，这就加强了管理，过去是一个婆婆，现在是两个婆婆。用于焚烧飞灰的水泥要求比较高，不是所有的水泥窑都可以，水泥产业在建材行业中是管理最好的产业，也是最严的产业。王琪透露，目前正在与上海大学合作，制定关于焚烧飞灰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和技术政策。除了对进入水泥厂和填埋场预处理提出要求，也建议将其作为建材标准规范。

江晓华就表示，之前飞灰的运输一旦转移到地级市，经过的审批手续就非常难，名录的豁免政策确实减轻很多填埋场的压力。

不仅仅是政府监管，社会的监管、企业自律也是很重要。江晓华表示，所有的飞灰到什么地方去，以及飞灰的检测报告也可以随时接受监测，这是作为企业必须做的。关于社会责任的问题，企业都会注意环境报告书和社会责任报告书。对于信息公开问题，我国90%以上的垃圾焚烧厂门口都有显示屏，烟气的排放指标等信息会进行实时播报。

此外，垃圾焚烧的成本预期太低也是目前存在的普遍问题。江晓华表示，签BOT合同之前是有约定的，如果没有参考，会按照生活垃圾填埋场的标准建飞灰库区，预算成本在130元-200元钱之间（包括预处理费用）。王琪表示，预期低，但在收费的时候或者说进行处理的时候收费又太高。企业需要跟政府签合同，规定一吨垃圾政府补贴多少，目前的现状是成本很低。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焚烧飞灰的企业，就没有能力处理，于是采用各种方法逃避处理，尽量减轻成本，这也是非常难办的问题。

看到问题，也要看到成绩。任何事物都有发展的过程，刘建国认为，垃圾处理30年的发展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去年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5%。现在谈飞灰中重金属的含量和二噁英的含量上升，这是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的表现。对此，王琪也强调，的确，我们的管理水平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我国固体废物管理应该与我们的国际地位相配套，跟经济发展水平相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