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处理的发展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垃圾围城或许是一个城市、地区或国家社会发展必然经历的阶段。发达国家于二战后经济开始高速发展，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加强生活垃圾管理。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则起步于改革开放后，上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加强生活垃圾管理。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徐文龙院长在“2009中国固废高级论坛”上的一席话，让我们认识到：垃圾围城不是我国特有现象，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也都普遍遇到了垃圾围城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应正视的是，我国垃圾处理“起步晚、起点低、发展快”，比发达国家或地区晚起步约30年。
在我国垃圾处理的起步阶段，急剧膨胀的城市化进程使垃圾的产生量呈爆炸式增长的势头，给城市的环境管理带来了空前的挑战，借鉴与吸取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成为了我国垃圾处理进程的必由之路。而对于我国地域、城乡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这些“他山之石”能否攻破中国的垃圾围城呢？
谈到如何借鉴他国经验时，徐院长介绍说，1981年，日本针对建设垃圾处理设施时常遭到当地居民反对的情况，出台了《处理产业废物的特定设施建设法》，以促进垃圾处理设施的选址和建设。充分体现了不断提高垃圾焚烧的排放标准、技术水平、建设水平，以满足公众的要求。
他还介绍到，由于垃圾焚烧处理技术的革新，国外许多垃圾焚烧厂建设标准和运营水平较高，建设在城市中心、甚至是居民区也是屡见不鲜的。比如，日本东京的中央焚烧厂距离日本皇宫仅3.5公里，日本皇宫周边7公里范围内有7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奥地利维也纳的Spittelau焚烧厂位于市区，距离居民区仅200米。法国巴黎的Ivry焚烧厂距离塞纳河仅200米，距巴黎圣母院仅4.5公里。而我国，由于技术方面、经费方面、监管方面等原因，我国建成的垃圾焚烧厂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公众对现代化的垃圾焚烧缺乏正确认识，将其“妖魔化”。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赵章元研究员列举的实例印证了这一说法：重庆市长生桥垃圾填埋场2004年8月遭到村民阻断，导致垃圾无法运入，使其迅速被4000吨垃圾围困，占主干道一半。北京阿苏卫、六里屯和高安屯等垃圾填埋场也曾多次发生居民示威、拦阻垃圾车辆，与警方发生冲突等事件。
法国威立雅环境服务集团中国代表处北方区经理张进锋谈到，德国经过过去15-20年的努力，效果显著，许多年来废物总量维持平衡，甚至下降；经济增长和废物产出之间的必然联系也被打破：过去大量的需要处理，现今更多的是分类收集和回收。此外，德国还发展了一套高技术的现代垃圾处理技术体系，包括机械生物处理、厌氧消化和好氧堆肥，以及二次能源生产等技术。包装物分选技术领先世界。
国信招标集团公司马龙滨副总裁一语道中了我国垃圾处理处置的现状：我国城市垃圾处理方式相对单一，基本采用卫生填埋、焚烧、堆肥三种技术垃圾处理。根据2007年的数据，全国655个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1.52亿吨，以上几种形式的处理比例各占50.4%、9.6%和1.6%。
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2000年，我国确定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垃圾处理技术政策，坚持三化原则，即“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鼓励垃圾减量和资源化综合利用；卫生填理是“垃圾处理必不可少的最终处理手段”；“不具备天然防渗条件的，应采用人工防渗技术措施”；焚烧适用于进炉垃圾平均低热值高于5000KJ/kg、卫生填理场地缺乏和经济发达的地区。
张进锋更是认为，垃圾问题不仅仅是环境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环境安全的垃圾物流的管理已经超出了现有垃圾和环境管理部门的职权和能力范围。如果没有最高层面的国家行动，而只是行业行为，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被动应付。在这场危机中，看起来是具体的一个个城市的垃圾污染问题，把问题归结到一些表面的因素上：选址、环评、居民闹事等，还没看到国家行动和体系变革。
因此，在这一场绿色革命中，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同时，我国更应该走出一条适合中国自身发展的解决垃圾问题之路。（姚森婧）
编辑：姚森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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