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围城”：38米深井打出黄色饮水

    ■编者按

    垃圾围城———中国的垃圾总量每年以持平或者略高于GDP增速的速度在增长。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垃圾处理一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由垃圾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更是集中爆发。

    填埋，不仅占用有限土地资源，又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焚烧，产生的二恶英气体或可致癌且代价更高。

    一般而言，垃圾的前期减量化处理如果到位，填埋和焚烧的比例便可降低。而实行垃圾减量化的关键，是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在目前并没有对垃圾处理困局有一个很好的解决之道的情况下，先做好垃圾分类，无疑是第一要务。

    尽管政府在垃圾处理的问题上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但，这仍需多部门及公众的积极配合。包括环保、环卫部门以及社区、居民等等。

    而建立垃圾资源产业体系，即废弃物减量行业、废弃物分类回收行业和废弃物再加工再利用行业，或许是有效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

    垃圾围城1：垃圾进山 村民离场

    如今，那些居住在离垃圾场不足两公里远的二百八十五户村民，已不堪忍受刺鼻的臭味，然而，他们又无力离开自己世居的家园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王峰 法治周末记者 韦文洁

    发自四川广安

    7月5日，三五成群的村民聚集在304省道边一家小卖部里，小卖部的外墙上，写着一个大大的“拆”字。

    这是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普安镇一座普通的村庄，这是一群普通的村民。这些村民以往生活的中心是种田，但山多地少的困境令村民难以致富，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

    2005年，斑竹园村100多亩稻田和果园被政府征用，建成了广安市生活垃圾处理中心———广安市最大的垃圾场。

    如今，那些居住在离垃圾场不足2公里远的285户村民，已不堪忍受刺鼻的臭味儿，然而，他们又无力离开自己世居的家园。

    垃圾被直接填埋

    高桥村和斑竹园村本是广安市丘陵地带中的两个小山村，但304省道的修通，让这里成为广安市三县一区的中心，被选中为处理全市生活垃圾最理想的地点。

    2002年初，广安市生活垃圾处理中心破土动工，广安市以每亩9000元的价格征用了斑竹园村100多亩地。2005年6月，垃圾处理中心竣工并试运行。

    垃圾场地处斑竹园村6组。起初，6组的村民满心欢喜地等待垃圾场的建设。村民说，政府最初告诉他们在垃圾场旁边再建5座工厂，“这些工厂招工时肯定会先招6组的人嘛”。

    那些工厂并没有建起来，垃圾场只是从村民中招了10名垃圾分选工和二三十人种草木。

    但到了2007年8月，10名垃圾分选工也被辞退了，运来垃圾场的垃圾不再经过分选，而是被直接填埋。

    负责垃圾场运营的广安爱众环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上说，放弃分选是因为垃圾场放弃了堆肥的处理方式———垃圾被分选后，分离出有机物再加工成肥料。

    对垃圾堆肥处理要求严格的垃圾分类，尤其是分选后的垃圾中不能有电池，否则将直接危及人的食物链。此外，“十几台分选机器开动起来能耗巨大，成本太高”。

    3400多万元的分选设备从此处于“维护”状态。从各地运来的垃圾于是被一股脑儿倒进了斑竹园村的山沟里，难忍的恶臭和扑不走的蚊蝇开始向村民袭来。

    当风从垃圾场的方向吹来时，村民们都不敢开窗。和垃圾场斜对门的魏玉华一家干脆选择了搬走，至今，她已在镇上租了4年的房子。

    村民们开始在垃圾场门口堵路，让爱众公司不得不寻找减少蚊蝇和恶臭的办法。

    2007年4月，他们从宜宾市买来了“国内先进”的微生物环保制剂，声称杀灭蚊蝇90%以上。当地《广安日报》的报道称，“除了断断续续闻到少许异味外，浓烈的臭气消失了”。

    当年，由于蚊蝇过多，当地政府给垃圾场附近的每户村民发了两块粘苍蝇的胶带。

    实际上，在四川省环科院2003年给垃圾场做的环评报告上，就清楚地写着垃圾场500米内有24户124名村民需要搬迁，但直到现在，他们还住在那里。

    至于为何没有搬迁居民就开工建设，爱众环保公司副总经理蔡上解释，垃圾处理中心是当年广安市的重点项目，另外，“这个项目一开始是私人运营，因此急于赶工期”。

    但之后，这个私人老板因资金使用问题被取消运营资格，由广安市国有企业爱众集团接手。爱众环保公司就是专门为运营垃圾场成立的公司。

   38米深井打出黄色饮水

    高桥村村民李昌能拎出了自家的水桶，里面浅黄色的饮用水是从一口38米深的新井里打上来的。以前村里的几口井，打出来的都是黑水，已被封上了。

    “打出来的水，烧开了还有异味儿。”当地村民说。

    李昌能的老伴拉过自己的孙子，褪去他的上衣和短裤，露出一身红疮。

    在村民李国成的家门口，抬头就可以看见建在山沟里的垃圾场那巨大的堤坝。他提到了垃圾场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2002年建这座坝时，李国成还上去打工，扛过石头。但眼前的李国成如今瘦骨嶙峋，已不能长时间走路，还不停地咳嗽。

    垃圾填埋会产生渗滤液，爱众环保公司为此专门建设了日处理规模100吨的废水处理系统。

    但这座不大的废水池一遇雨天，污水便会满溢而出，尽管后来垃圾场又买了两辆运输车专门在满溢时抽水运走，但爱众环保公司也承认，“这只是杯水车薪”。

    这座废水池就建在村民陈水儿的稻田里，她的家也在几步开外。去年，陈水儿因为痢疾去了三次医院，每次都花1000多元，今年已经去了两次。

    垃圾场的堤坝本身也有问题。这座堤坝设计时下半部分是防渗的浆砌，上半部分是不防渗的干砌。如今，堤内的垃圾渐高，污水已不是全部流入污水池，而是从堤上缝隙渗出，直接流入耕地的沟渠。

    这条沟渠连接着山里的小河，小河又与岳池县境内的新民河相连。高桥村民说，以前新民河里有鱼有虾，人们夏天在河里游泳，如今河水已成黑色。

    对此，垃圾场也无能为力。“堤坝吃力太多，拆了上半部分重建，很可能会导致溃坝。”爱众环保公司技安部主任王成贵说。

    其实，在垃圾场的环评报告里，对堤坝的防渗问题早有预见，但直到垃圾场建成也没有整改。

    当然，这份环评报告也有蹊跷，垃圾场2002年初就已动工，但环评报告2003年4月才正式出台。

    《法治周末》记者来到垃圾场的污水池时，池边村民灌溉的水渠里正流着发臭的黑水。部分村民的农田已撂荒，“因为种出粮食也没人敢吃”。

    但爱众环保公司的解释是，公司每年都会按每亩1200元给村民补偿，这个价格比他们粮食的收成还要高，村民便不愿再种地。

    这个垃圾场同样处理广安市的医疗垃圾，爱众环保公司称医疗废物采用高温蒸煮处理，但目前医疗处置项目尚未运行，有村民称医疗垃圾也是向垃圾场直接倾倒。

    无法搬离的家园

    愤怒的村民曾找到垃圾场和当地政府，要求其为村民每年进行免费体检，但遭到了拒绝。

    一名斑竹园村6组的村民说，他们找到镇政府要求免费体检，镇政府要他们找派出所，派出所的人又跟他们说“你们自己掏钱就给你们体检”。

    但将村民搬离垃圾场仍被提上日程。2007年，广安市政府着手解决村民搬迁问题，285户1055人被划入搬迁范围。

    已有零星居民的住房被拆掉，但绝大多数村民拒绝拆掉自己的房子，他们的理由是政府的补偿标准过低。当地政府给村民房屋的补偿标准是每平方米380元和每平方米500元，不搬迁的村民则只给20%的补偿款。

    这样的标准在当地村民看来根本不够再建起一座新房子。在已拆掉的房子废墟上，废砖遍地，村民说雇人把这些材料背上山还不如买新的。

    在补偿规定里，室内附属设施搬迁补助按每户200元进行补助，但村民们说，200元修一个猪圈都不够。有的村民建好新房才一两年，借的债务或国家贷款还没有还清。

    为了搬迁村民，当地政府特意规划了几个居民新村，要求村民必须按照政府规划的房屋样式造新房。304省道边上几座被刷了白色涂料的房子据说不用搬迁，村民说房子的仿古外表是当地政府统一刷的。

    斑竹园村3组的新村选址就在他们屋后的小山坡上，如今这里只是一块划了白线的平地，这个选址距离垃圾场正好500米。3组的两户选择了不搬迁，因为他们的房子离新区选址只有5米远。

    斑竹园村地处丘陵，几乎没有大片平地，为了把地基平整，规划中的新村很多是填方，地基不牢，需要打桩、倒地圈梁，“这是一笔相当大的资金，相当于房屋造价总额的10%”有村民说。

    “有干部跟我们说，你们不用把新房建太好，等垃圾场2期建起来，你们还得搬。”3组村民吴必洋说。

    目前的垃圾场将在2013年达到容量极限，目前2期还未经过专家论证正式确址。2003年的环评书上，在目前垃圾场北边翻过一个山头，预留着一个更大的山沟。

    斑竹园村6组的新村选址则要占用别村的土地。目前，这个组200多口人只剩下4亩多耕地。

    村民们因占地“被农转非”，此后当地政府答应了村民享受低保的请求，规定每户人家有一人可以享受每月200元的农转非补助，另一人享受每月55元的低保。

    有村民说，他家里7口人也只有每月的255元。

    这项从2007年启动的搬迁目前仍在僵持。没有人在新址建房，“村干部把自家房拆了，但也是在外面租房住”，有村民说。

    而在20公里远的广安市区，正在为争创全国卫生城市努力着，在广邻高速的市区入口路边，挂着一块路牌，上面写着“脏车不准进入市区”。

 　 33岁的自由摄影师王久良喜欢称自己为“社会工作者”，他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使社会变得更美好。

    从2008年10月开始，他用一年时间拍摄了北京周边的450多座规模较大的垃圾场。这些垃圾场往往有上万平方米的规模，密布在北京的五环和六环附近，将北京城团团包围。

    2009年12月，这些当时尚未全部完成的作品命名为《垃圾围城》，参加广东连州国际摄影家年展，夺得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

    《垃圾围城》，引发了舆论对于垃圾问题的强烈关注。

    王久良由此对垃圾问题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就他所见，大量垃圾对水的污染是极其严重的。

    他说，因为垃圾的堆放不是想像中在平地上堆起垃圾山，而是堆放在很深的大水坑、大土坑等低洼的地方，这样，垃圾本身产生的渗滤液和浸泡垃圾的雨水、甚至建筑垃圾中的碱性成分，都会对地下水产生污染。

    “地表水是流动的，地下水是相通的。这样，A地方有垃圾场，是不是对B地方就没有影响？不是这样的。这个现象在北京周边相当普遍。”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北边有一个大水塘，几乎100%的水面都被垃圾覆盖。这个水塘面积大概有一万平方米左右。此地居民的饮用水源大概在地下200米左右，但是居民发现，水被污染了。

    王久良去拍摄的时候，居民告诉他，饮用水一阵青一阵黄，闻的气味和喝起来的味道都不大对劲。

    北京市国家经济产业园区南侧，有一片水域，大概21万平方米，“能有多脏就有多脏”。远远看去，水面上是一片绿草，但是走近了才发现，绿草是长在厚厚的垃圾上的，而且水底也有沉淀的垃圾。整个水域，从上到下的分布是：草、垃圾、水、垃圾。

    王久良说，令他担心的还有，污水处理厂和粪便处理场建在一起的现象特别多。亦庄经济开发区、大兴、丰台、门头沟、昌平等等地方都非常普遍。

    北京只有几个单独处理粪便的处理厂，比如高碑店、酒仙桥。

    王久良说，在大兴区有个垃圾转运站，周边是蔬菜大棚种植区，都是外地人承包种菜，浇菜水的机井就在一个大的垃圾坑边上，整个水面被漂浮的垃圾覆盖。

    菜农意见很大，但是他们告诉王久良：“我们也不敢说什么，我们也是租人家的地儿。”

    卢沟桥以北鹰山以南的永定河西岸，是2013年世界园林博览会的未来举办地。就是这里，有纵跨三千多米的“垃圾迷城”，“身处其中放眼四望，到处都是垃圾，到处都是拾荒者的简陋窝棚”。

    王久良在北定黄庄拍摄时，居民几乎是向他控诉：“垃圾就这样随便堆在我们家屋后，一到夏天，我们家全是苍蝇。一打药，地上厚厚的一层苍蝇。”

    而且，显然，这些垃圾并非安安静静地躺在填埋之地。垃圾焚烧，在王久良的拍摄过程中，几乎无所不在。

    “几乎每一个垃圾场都是着火的，一天24小时冒烟，我可以负责任地说，99%都在焚烧。可能有的是自燃，有的是被点着的。”

　　垃圾围城3：反烧派：焚烧需要更大代价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温泉 法治周末记者 朱雨晨

　　反复出现在赵蕾梦境中的情景是，捏着鼻子到处找新鲜空气，却怎么也找不着，感觉特别憋气，然后就憋醒了。

　　过去两年中，这个爱跳肚皮舞的30多岁时尚女郎，由于自家及周围小区难以忍受的恶臭，而不得不数次到不远处的垃圾填埋场进行“暗访”。

　　2008年8月24日，赵蕾的7000字长文在论坛上发表之后，北京朝阳高安屯的“垃圾反击战”由此打响。2009年年中，高安屯的质疑之声未落，阿苏卫的反对之声又起。

　　同在2009年，广州番禺区居民对要建设的垃圾焚烧厂提出质疑，其余各地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的质疑也不时见诸报端。

　　而首都的示范意义，使得北京的一举一动都被密切关注。垃圾处理方面的政策，北京今天的方向极有可能就是中国未来的方向。

　　高安屯不相信鲜花

　　6月26日，北京市市政市容委邀请近10位居民参观朝阳区高安屯垃圾填埋厂、餐厨垃圾厂和焚烧发电厂等垃圾处理工厂。被邀请的代表，除了像赵蕾这样高安屯周边的居民之外，还有阿苏卫焚烧厂周边的。这被媒体解读为“北京游说反焚烧派”。

　　根据公开报道，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由北京市朝阳区和金州环境集团共同投资，总投资额9.5亿元人民币，是北京市第一家，也是目前亚洲单线处理规模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每天可焚烧1600吨垃圾。

　　迎接居民代表的，不是扑鼻而来的臭气，而是宽敞的马路、洁净的厂房，还有盛开的鲜花。

　　据《法治周末》记者7月3日实地采访了解，高安屯垃圾填埋场的臭味问题，近两年来确实得到了较为有效的治理。

　　在填埋场为草坪拔草的工人告诉《法治周末》记者，高安屯垃圾填埋场西边的路洗得特别勤，西边靠近路边的地方还要喷类似于“香水”的东西。但是，他告诉记者，臭味并没有完全断绝，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比如中午，还是能闻到。

　　当天下午，记者绕垃圾填埋场一周，发现西边没有什么味道，但是有南风吹来时，北、东、南三个方向还是有难闻的气味。

　　离高安屯垃圾填埋厂不远的马各庄居民黄女士告诉记者，前年居民对臭味的意见最大，每隔三五天就有记者来采访，去年和今年就好多了，基本闻不到什么臭味了，也没人反映臭味问题了。

　　另外，参观项目中有一个医疗垃圾焚烧厂，赵蕾问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医疗垃圾焚烧厂是否拿到了“运行证”，因为之前她向北京市环保局申请信息公开时，环保局答复说还没有给这两个单位发运行证，因为在进行“设备调试”，但是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有“试运行证”。

　　“早就超过试运行的期限了。”赵蕾认为，这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中试运行期不能超过一年的规定。

　　阿苏卫的居民代表“驴屎蛋”等也表示，从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运行情况来看，很多技术尚未得到完善，居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应上马新的焚烧项目。

　　“二恶英从阿苏卫到天安门只要1分钟”

　　政府主张用焚烧的方法来处理，理由是目前的垃圾焚烧技术比较成熟，可以达到对环境安全的程度；居民反对焚烧，因为焚烧产生的二恶英被认为是致癌物，居民认为中国目前还没达到能够控制这种致癌物的水平。

　　“主烧派”与“反烧派”，开始了辩论。

　　这其中涌现出了阿苏卫垃圾焚烧厂周围的居民代表““驴屎蛋””，其真名为黄小山，是一名律师。他花了半年时间，抛开律师业务专门研究垃圾问题。居民们“自我科普”，组成小组、分工协作，最终拿出了一份厚达77页的民间研究报告《中国城市环境的生死抉择———垃圾焚烧政策与公众意愿》的民间报告。

　　但“驴屎蛋”告诉记者，民间递交的长达70多页的报告所提的建议，并没有收到官方的正式反馈。

　　热热闹闹的媒体报道过后，大家在猜测反烧派会不会取得胜利之时，5月13日，市委书记刘淇，市委副书记、市长郭金龙等领导到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中心等参观调研。

　　现在赵蕾的想法是：“我知道高安屯垃圾焚烧大概是挡不住了。我就希望我们的这些行动，能使政府不要在别的地方再建更多的垃圾焚烧厂了。”

　　“驴屎蛋”曾接受央视《新闻调查》的采访。现在，他还存有一线希望，希望自己在节目中所表达的观点能够说服决策者，改变垃圾焚烧的策略。

　　在他看来，这是一项“产业政策”，决定着中国未来垃圾处理的方向。

　　现在，他反对垃圾焚烧的思路和理由越来越清晰了。

　　他告诉记者，他承认垃圾焚烧这项技术，但是垃圾焚烧在中国进行，需要具备四个前提：严格的立法、严格的监管、严格的垃圾分类、充裕的资金。目前这些基本的前提一个都不具备。

　　根据“驴屎蛋”的研究，在国外，垃圾焚烧都是政府掏钱在做。但是，目前在我们国家是用BOT(建设—经营—转让)的方式，由企业在做。

　　“企业做肯定是要赢利的。”“驴屎蛋”进一步解释，垃圾焚烧是所有处理方式当中最昂贵的。尤其要使二恶英的排放达标，焚烧过程就必须达到一定的温度。中国目前的垃圾当中，60%都是厨余垃圾，水分含量很大，这样的话，焚烧的温度就很难上去，要达到标准，那就要“往里边灌油”，油的成本很高的。

　　“如果我是老板，我干嘛花那么多钱？别忘了企业是要赢利的！”“驴屎蛋”认为，企业天然的营利本能就决定了用焚烧来处理垃圾对公众来说是不安全的，除非政府有充裕的资金自己来做这件事。

　　他记得在日本的考察现场，亲口问过那里负责介绍的工作人员：“如果用你们的设备，烧我们中国的垃圾，行吗？”对方摇摇头说：“不行，因为垃圾的成分不同。”

　　至于立法和监管，从日本考察回来，“驴屎蛋”带回两大卷法律法规研究，结果越研究越寒心，我国目前在这方面的不完善甚至诸多空白是显而易见的。

　　记者问“驴屎蛋”，如果政府最后还是决定推进垃圾焚烧，他会不会考虑搬家。“驴屎蛋”无奈地反问：“我搬到哪去？政府规划了9个垃圾焚烧厂，把北京都围住了，我搬到哪儿能安全啊？”

　　他接着说：“阿苏卫到天安门的直线距离大约30公里，什么概念？阿苏卫是上风上水的地方，焚烧产生的二恶英，从阿苏卫吹到天安门，只要1分钟！说实话，如果真的要焚烧，我们周边的居民是‘灯下黑’，未必受影响是最大的。二恶英对人的影响不是通过呼吸，而是在空气中沉降，落到蔬菜、水果上。”

　　垃圾分类为时不晚

　　曾经有人怀疑，一些专家和官员多支持垃圾焚烧，是因为背后有利益集团。

　　但是“驴屎蛋”认为，所谓的利益链并非有人猜想的专家拿了钱之类。而是发达国家在进行垃圾焚烧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现在，发达国家的技术有了，但由于进行垃圾分类使得垃圾少了，没的烧了。于是，发达国家将目光投向发展中国家。“驴屎蛋”认为，把这个问题放到国际范围内去理解才比较恰当。

　　提到垃圾分类，就不得不提垃圾减量化处理。

　　垃圾减量是解决垃圾围城问题的根本出路，而垃圾分类是当前能够达到垃圾减量目的的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因为垃圾分类可以去掉生活垃圾当中能回收的和不易降解的物质，能够减少垃圾数量达50%以上。

　　长期关注城市垃圾处理问题的媒体记者冯永锋，因为工作关系，与北京环卫系统的官员和相关研究部门的专家和学者多有接触。

　　在他看来，目前在城市垃圾处理问题上称得上专家的，除了上述两部门中的一些人外，还有公民和拾荒者。

　　他认为，在所有专家当中，“驴屎蛋”目前的水平确实不错。“驴屎蛋”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也颇为自豪地表示，与一些国外的专家交流时，他们都对其水平表示惊讶，甚至有人觉得和一些所谓的专家谈还不如和他谈感觉更专业。

　　冯永锋曾经对中国环境科学院退休研究员赵章元做过一次访谈，那时他对“垃圾分类为什么难以推进”和“焚烧方案为何如此受追捧”的问题还比较困惑。他当时觉得驱动焚烧有三个原因，一是很多城市觉得焚烧可以减少废物量，让它消亡了。二是有很多焚烧炉的生产厂商，包括国内和国际的大厂商在推销他们的产品。第三，由于这两年所谓节能减排，减少碳排放的概念，给焚烧炉提供了很好的托辞。

　　但是现在，他认为倾向于垃圾焚烧只有两个原因，一是无知。很多相关官员对垃圾处理的问题都是“一问三不知”。

　　二是畏难。如果要做好垃圾分类，需要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地做工作、上垃圾分类设施等，难度比较大，再加上社区也没有做这项工作的经验。

　　冯永锋曾利用空余时间，挨个去问过新闻宣传中进行垃圾分类的“典型”社区，结果他发现“都是假的”。有人去参观的时候就做做样子，参观的人一走什么都没有。

　　冯永锋对政府倾向于焚烧垃圾的一个立论的基础，“北京垃圾填埋场4年后饱和”并不认同，他认为这是在“乱讲”。拍摄过《垃圾围城》的王久良亦不认同此观点，他认为饱不饱和都是相对的，“要说饱和早就饱和了”。

　　冯永锋说，台北曾经遇到和我们现在类似的情况，当时政府也认为垃圾太多了，必须迅速处理，于是决定边焚烧边搞垃圾分类。结果焚烧设施建好了，垃圾却减少了，不够烧了。

　　“我们今天难道还要再走台北的弯路吗？”冯永锋问道。

　　赵蕾感叹：“反正垃圾分类是早晚的事，我们不分孩子分，孩子不分孙子分。”

　　冯永锋则非常担忧地说道：“其实我们现在搞垃圾分类完全来得及，根本不用规划那么多垃圾焚烧厂。现在采用焚烧的方式来处理垃圾，比搞垃圾分类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当有一天真的有很多人患癌症、要求赔偿的时候，政府怎么办？”

　　目前的处境是垃圾焚烧推不动，但更糟糕的是，我们实在拖不起，拖的结果只能是全市人民的生活环境都将受到影响

　　垃圾围城4：拖不起的垃圾围城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陈霄 法治周末记者 陈磊

　　垃圾问题再次困扰首都北京。

　　一个形象的说法是，北京每天1.84万吨的垃圾产量，如果排列当日装载这些垃圾的卡车，能将全长约48公里的整个三环路一圈排满。

　　北京，并不是唯一遭遇垃圾困境的大城市。

　　据统计，全国668座城市(不包括县城)，大概有三分之二处于垃圾包围中，其中四分之一的城市已找不到合适的场所堆放垃圾。垃圾总量每年以持平或者略高于GDP增速的速度在增长。“对垃圾的处理能力显然没有跟上城市化的节奏和步伐”，垃圾问题由此从“世界性难题”成为中国执政者迫在眉睫的待解困局。

　　主烧与反烧的较量

　　从北京市政管委会提供的数据来看，目前北京市对生活垃圾的处理，94.1%采用卫生填埋方式，3.9%采用堆肥方式，2%采用焚烧方式。填埋目前仍是垃圾处理最主要的方式，北京的情况，基本是全国城市垃圾处理的一个缩影。

　　当北京每年要拿出500亩土地用于垃圾填埋，却仍使几大垃圾填埋场以67%的超负荷率运转不得不提前饱和关闭时，京广沪这些寸土寸金的大城市，填埋这种垃圾处理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垃圾焚烧作为国际上比较常见的处理方法，最终提上了政府部门的议程。“垃圾焚烧是比填埋更好的处理方法，不仅能化解围城危机，焚烧的热量还可以转化为电能。”北京市政市容委总工程师王维平的话代表了政府方面的观点。

　　几年来，深受垃圾问题困扰的一些大城市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推动垃圾焚烧厂的项目建设，却始终受挫于民众坚定的抗议。政府与民众、为困局的解决献计献策的专家，也随之分成对立的两个阵营———主烧派和反烧派。

　　除王维平外，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聂永丰和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是主烧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大城市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紧缺，焚烧在垃圾处理减量里必然占据重要地位，不管你想要不想要，国情就决定了这一点。”聂永丰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中国环境科学院退休研究员赵章元是反烧派的代表。“焚烧产生的污染是不可控制的，比如二恶英这种致癌物，至今无法确定人体最多能承受的量，即使像政府承诺的那样达到欧盟标准，也不代表它对人体没有危害。”他举例说，日本和德国在焚烧炉附近，发现比较多的人患有癌症，后来将大量炉子关停。

　　徐海云并不认可赵章元的说法和举证：“数据很明确，从日本环境部的统计年鉴来看，20%的回收利用，80%是焚烧。”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灿发向《法治周末》记者分析政府主烧的原因：“比起其他减量化处理措施，焚烧比较省事，是一种简单化的处理；而且环卫部门也能从中争取到大批的利益相关者。这导致政府和一些人集体来推动焚烧的事情，呼声越来越高。”

　　实际上主烧派一直面临这样的指责。当年广州为说服民众让垃圾焚烧厂项目通行，也采用专家论证方式，但后来有居民通过搜索，发现一名专家居然是全球最大的垃圾发电企业的副总裁，并且该企业近年正进军珠三角地区垃圾发电市场，这个结果引发舆论一片哗然。

　　民众似乎成为垃圾焚烧推行的最大障碍。有媒体统计，2009年，全国就发生六起反垃圾焚烧的群体性事件，占十几年来十大环保性群体事件的60%。

　　在南京天井洼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遭遇强烈反对后，南京市市容管理局局长张东毛曾对媒体表示：“目前的处境是垃圾焚烧推不动，但更糟糕的是，我们实在拖不起，拖的结果只能是全市人民的生活环境都将受到影响。”

　　垃圾分类难见成效

　　垃圾焚烧在巨大的争议声中，在政府的规划中缓步前行。“与垃圾污染本身的危害相比，两害相较取其轻”。

　　赵章元反对垃圾焚烧的另一重要理由就是，目前中国的垃圾分类没有达到焚烧的前提标准。“混在一起烧的垃圾，污染肯定是不可控的”。

　　实际上，我国上世纪90年代就在京广沪地区选取社区进行试点垃圾分类。2009年，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在启动垃圾分类工作13年后开展社区评比，发现即便是成效最明显的小区，居民的参与度也非常低，绝大部分“依赖于保洁员的二次分拣”。

　　垃圾分类试验屡屡难见成效。“很大原因在于居民对分类的重要性还没有足够的意识，很多人也不太清楚众多的垃圾应当具体归入哪一类。”而一些市民同时表示，当他们发现自己费心分拣并分包的垃圾最终仍然被环卫部门归到一起收走的时候，失去了持续的动力。

　　王灿发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其实焚烧并不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最终办法，“减量化才是垃圾处理的发展趋势和最终途径”。

　　国际上公认的对垃圾处理的原则也是先减量化，再资源化，最终才是无害化处理。

　　垃圾的减量除了倡导节约环保型消费以减少垃圾的产生之外，更重要的在于垃圾的回收利用。

　　垃圾主烧派也赞成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但不意味着就不用再建焚烧厂，不能说只要预防疾病就可以不建医　院。”徐海云认为。

　　但无论是反烧派和主烧派都承认，垃圾的分类是垃圾回收利用的基本前提。先分类，将有用的垃圾分拣出来后，最后剩下的垃圾再做无害化处理。因此，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家，最终焚烧的比例都非常低，有的甚至不足5%。

　　王灿发认为，推行垃圾分类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居民这块就需要分成干垃圾和湿垃圾，剩下的细分可以由专门的垃圾分选厂来进行，像建筑垃圾用来填煤炕或者铺路，一些厨余垃圾处理后用于沤肥等等，没有那么复杂”。

　　他曾经考察过北京的一些郊区农村，发现措施和宣传做得好的地方，垃圾分类对村民根本不成问题，“效果非常好”。

　　政府也在努力。今年北京将在600个小区和30%的党政机关实施垃圾分类达标试点，并计划明年实现50%城镇常住人口垃圾分类达标。

　　它山之石

　　城市化进程中，垃圾处理一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目前对垃圾处理只有三种方式———填埋、焚烧和堆肥。总体而言，在处理得比较好的国家，经过垃圾的前期减量化处理后，填埋和焚烧的比例都非常低。

　　纵观国外，在以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为指导理念的国家里，都有着相当规模的垃圾资源产业体系———废弃物减量行业、废弃物分类回收行业和废弃物再加工再利用行业。产业由政府与民营企业多头经营，充分竞争。

　　王灿发也认为，中国现在环卫部门既是管理者又是运营者的双重身份“不利于搞好垃圾处理，没有竞争，而且现在环卫部门总把一切都当成垃圾”。可以像法国和新加坡那样实行政府主导下的公私合营模式。

　　国外对垃圾的利用和处理的法律法规也非常多，比如瑞士早在2001年就立法禁止生活垃圾直接进入填埋场，芬兰垃圾法明确规定垃圾制造者有责任将垃圾分类堆放等。而在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还非常缺失，连王维平也承认，建造一个垃圾焚烧厂的五个基本标准里，“选址规划、工程建设、工艺设备、操作运行，这四个目前我们都没有”。

　　国外垃圾分类比较完善，与政府的多种努力也分不开。例如日本就进行了十年的全民教育，年年月月天天讲；丹麦政府将社区垃圾回收工作做到每个居民家门口，创造各种条件为居民垃圾分类提供便利。

　　垃圾焚烧在国外也不会引发居民的过激反应———为了让市民放心，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垃圾焚烧厂都完全对市民开放，随时接受市民的“突击检查”。

　　为促进垃圾减量化，国内许多研究者认为应当学习国外，建立垃圾收费制度。收费一来促使居民自觉减少垃圾量并可一定程度推动分类，二来可以为垃圾处理提供一定资金支持。“国外有按量收费，也有按房屋面积收费，我觉得中国可以借鉴后者。”王灿发说。

　　虽然反对将垃圾焚烧作为最终的解决之道，王灿发也承认，在目前的严峻形势下，焚烧“并非完全不可行”。政府方面也在坚定不移地稳步推进。但没有前提、没有配套措施的焚烧，在管理上不尽如人意的填埋厂，都不足以平息来自民众的担忧。

编辑：刘永丽